西方“红二代”的中国梦：继承命运 也继承信仰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，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之余，不应忘记那些对建党、建国事业做出大量帮助和贡献的外国友人。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0年的风雨历程中，有一群特殊的人为了追求信仰，从五湖四海来到中国。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，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。当然，与此同时，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。
如今，斯人已逝，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，这些子女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：西方“红二代”。
波兰人爱泼斯坦，美国人马海德、寒春和阳早、李敦白，加拿大人白求恩，德国人汉斯•米勒，印度的柯棣华……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从不同国家，走不同的途径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。不是命运的玩笑，也不只是青春的冲动，而是一次选择，一次召唤，一次解放。他们之间曾经毫无相关点，但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内选择同一个目的地，他们的身上便多了这样一个标签：国际共产主义战士。
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最终中国的解放，在中国的西方人渐渐有了不同的方向。革命中保全了生命，也经受了考验，离开还是留下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选择，而留下后，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生活，又是另一个选择。一批人离开，投入西方世界，而另一批人选择留下，投身新中国建设。
留在中国的外国人，大部分都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（马海德、寒春、汉斯•米勒等）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加入中国籍，而他们的子女，也因此拥有中国身份。这些“红二代”和他们的父母，构成两代特殊的群体命运，其中有坚贞的信仰，也有暂时的挣扎；有身份的迁徙，也有最终的回归；有主动投奔，也有被动选择。无论甜蜜和凶险、激昂和失落，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静静发生，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国悄然遗忘。他们是中国记忆的另一层切片，有时候，谈论他们，就是谈论并面对我们自己。（来源：国际先驱导报）
1958年，西安，父亲阳早带着三个孩子打饭归来（右一为阳和平）
父母亲的故事，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。那是一对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，并结为连理，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。他的母亲寒春是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搞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（与杨振宁同学），她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，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，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，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，所以必须放弃。
1948年，寒春来到中国，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。次年4月，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。阳和平是他们的长子。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，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困。
文革结束后，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，对于眼前的一切，阳和平产生了困惑：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？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。八十年代初，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，但脑子深处“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，特别混乱”。二十年以后，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“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”。
21岁那年，阳和平去了美国，一边做工人，一边念书，花了七年时间才毕业。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，到1997年才拿到文凭。
1967年，北京，瞧，这美国一家子在中国的岁月。阳和平（前左），阳及平（前中），阳建平（前右），阳早（后左），寒春（后右）（阳和平/图）
2009年10月20日，农场门前，母亲寒春（中）过88岁生日。
在美国，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，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人到中年，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。
阳和平说，他回来不是找出路，而是因为“在美国三十多年，想跟他们玩玩同化，同化不了”。这才是特别难的，表层上同化了，实质上不行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，他们喜欢开的玩笑，他却觉得没意思，尤其是“美帝国主义”那套，阳和平不能接受。
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，对他打击最大的，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，“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，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……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，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，才能教育美国人民。”在美国有什么意义呢？在美国很孤独，到中国就不会 阳和平从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，尤其是与父母相比，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，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，他的趣味在于写“对社会主义的政治、经济”的感悟和思考，他决心投入其中，好好研究建国后的几十年。
1949年，陕北，瓦窑堡，阳早（左），寒春（中）和张根野（翻译）在窑洞前（阳和平/图）
阳和平和母亲寒春（左）。
在中国，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“资本主义的”，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，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，因为如果那样做，他的感情“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”一边，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。阳和平相信，只有立场稳定了，事情才好办。
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：“我，既不是中国人，又不是美国人，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。”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：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，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；对中国富有感情，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。
阳和平说，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，到中国来就不会。
资料图片：马海德和周恩来总理一起
1943年，周幼马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，大概算得上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。当时，父亲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。李讷比周幼马大一两岁，两家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，其乐融融。1947年，国民党进攻延安，撤离的时候一个骡子两个筐，母亲牵着牲口，这边是周幼马，那边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少怡，“所以后来杨少怡见着我妈都叫干妈，李讷每次见我都管我叫弟弟。”
周幼马委员（左一）
2008年3月，政协委员黄友义（左）与政协委员周幼马（右）合影。
1988年，马海德因工作中体力不支而去世。令周幼马深感羞愧的是，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他一向自由散漫，直到父亲去世，都没能入党。在父亲的葬礼上，邓颖超当时拉着周幼马的手说：幼马呀，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。后来，旁边的媒体记者问周幼马：你是党员吗？周幼马说：不是。直到三年后，1991年，周幼马才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资料图片：马海德与夫人苏菲在他们的延安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合影
在信仰的问题上，周幼马看得很明确：“我没有第二条路”。在他看来，共产主义是父母坚持一生的信念。尤其父亲是第一个外国人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，也第一个加入中国籍，文革也没能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。
在心底里，周幼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，是个吃过苦，经过了各式各样运动的中国人。他不只看到年轻新中国的这几十年，也体验了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，这种身份上的问题从不会困扰他。“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，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，全世界都没有。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，腐败、效率低、干部队伍（数量）过大，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。”周幼马说。
现在，周幼马仍然住在自家后海边的四合院里，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是他的一件乐事。平时参加政协的活动、写写文章，看上去更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退休干部的晚年，他说，自己很幸福。
资料图：李敦白
李晓明的父亲李敦白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美国人。1945年，年仅20岁的李敦白以美国陆军士兵的身份来到中国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，以及宋庆龄、陶行知这样的进步人士。
1946年，他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惟一的外籍党员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很多高层领导人接触频繁，也亲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敦白成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外国专家组的领导。他被毛泽东誉为“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”，被周恩来称为“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”。他是唯一跻身中国核心政治圈的外国人。1966年，李晓明出生在北京。
1966年10月1日，李敦白受邀在天安门城楼同毛主席合影并得到主席签名。（资料图片）
望着和主席的珍贵合影，李敦白深情回忆中国往事。
1981年，李晓明初中毕业后，父亲把他送回美国读书。大学毕业后，李晓明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洛杉矶从事广告摄影工作，他对于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毫无兴趣。虽然也经常从父亲口中听到关于中国的种种变化，却从未在意。直到1998年底，李晓明才答应父母来中国看看。14年后，李晓明再次回来，中国巨大的变化让他感到惊讶，这个国家的开放与潜在的商机让他动心。之后，他开始逐步接触父亲的工作，多次来往于美国和中国。2002年初，一家美国公司邀请他来中国工作，李晓明欣然接受，重新回到北京。捡起多年不说的中文，对李晓明来说不算困难，但是很多“新词汇”却让他有些头痛。“其实这些词在中国也就用了几年，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概念，所以，我得‘追’着学这些新词。”
１９４４年，毛泽东（后排右一）在延安接见了爱泼斯坦（前排右二）和其他外国记者。
1917年，爱泼斯坦随父母迁居中国，在天津定居。1931年后在天津的英文《京津泰晤士报》、《北平时事日报》任记者、编辑。1937年任斯诺创办的英文杂志《民主》编委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，在中国各地采访抗战，热情讴歌抗日前线的八路军、新四军、游击队、国民党爱国将领和普通抗日群众，揭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。1944年，他参加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和对晋绥解放区的访问。在近4个月的访问中，他采访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贺龙、陈毅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，所写20余篇通讯在《纽约时报》发表，并收入《中国未完成的革命》一书，该书1947年在美国出版，被译成德、波、匈等多种文字，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。这些报道和书籍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“这东西有意思” ——爱泼斯坦在玉渊潭公园的一次科普活动中 （图片由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提供）
1951年参与创办《中国建设》杂志，1957年加入中国籍，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85年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庆祝他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的贺信中说：“您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。”2005年，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。他曾担任政协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１９４４年在晋西北采访时，身着八路军军装。
１９３８年，宋庆龄（左四）和爱泼斯坦（左一）等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香港。
１９１９年，幼年爱泼斯坦与母亲在哈尔滨。
在北京北海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“家庭联合国”，三代9口人，祖父汉斯•米勒是中国籍的德国人，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国籍的日本人，女儿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，儿子米德华是美国籍，孙女米安琪是英国籍……
汉斯•米勒，前文中提到的来中国的外国人之一，如今他的家庭组成方式，也成为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写照。
其实，大多数西方红二代或者其家人，都过着更为国际化的生活。阳和平的弟妹分别在美国和英国，小女儿在西班牙；周幼马的女儿在美国，爱泼斯坦的女儿艾颂雅在美国；李敦白的儿子李晓明在美国……但留在中国的红二代，则大多数在身份上倾向于中国。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就认为，除了加入共产党，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第二条路，而阳和平，则在经历了长期美国生活并度过“信仰危机深渊”后，选择回到中国。事实上，与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或者习惯与否相比，更大的困难或许在于——身份的抽离和搁置何方，信仰的归属和重新寻找。
可以说，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人生和心灵，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载更多。（来源：国际先驱导报）
全球公众传媒摘编：GAN JADE |
